黑龙江五常副市长赴京暗访五常大米险被打鹊肾树

黑龙江五常副市长赴京暗访“五常大米”险被打

“当时最坏的打算，就是从2楼办公室跳下去。”

近一个月后，当哈尔滨五常市副市长何广铭回忆起在北京批发市场的维权经历时，仍心有余悸。

享誉盛名的五常大米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今年11月27日，何广铭率领的五常大米维权小组在北京一个批发市场暗访时，经营户跟他们吵了起来，对方硬说自己卖的是真五常大米，甚至叫来社会人员将维权组一行堵在2楼办公室。

“今年这次是五常大米有史以来遇到最大的信任危机。”42岁的何广铭加重了语气，一脸焦虑。

今年年底，他率领五常大米维权打假小组奔波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四地，来回8000多公里，试图平息一个多月来“勾兑米”的信任危机……

但在维权过程中，何广铭发现，要建立机制化的品牌运作体系，却面临产地鉴定、维权取证、市场转变等三大难题，“没有两三年的功夫都解决不了，但是五常70万农民这个冬天怎么过呢？”

连煮6锅米，今年五常大米真的不太香

“五常大米香天下，天下大米乱五常”。说的是五常大米享誉盛名，却也为盛名所累，常常成为假冒伪劣的对象。

不过这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碰到消费者信任危机，五常大米之乡还是有点着急。

10月29日，澎湃新闻刊登《五常大米调查：外地米“洗澡”经销商“加工”，勾兑按需提供》一文，通过五常、上海两地实地调查，指出五常大米不仅仅被广泛假冒，而且存在外地米运到五常当地“洗澡”后，摇身一变为“五常大米”出售；甚至不管当地经销商还是上海经销商，都存在按需勾兑，掺假售米等现象。

“五常大米的信任危机2010年也有过。”何广铭向澎湃新闻介绍，此前最大的一次危机是2010年 7月12日，媒体报道西安市场有企业用喷香精等方法仿冒五常大米。随后几周，“香精米”事件持续发酵，使得原本供不应求的五常大米一度出现滞销。

当时，五常市政府部门组织各个企业参加各种展会，每次展会都必带电饭锅现场蒸饭。作为以“香”为第一特点的五常大米，米香四溢，是赢回口碑无声的证明。

今年，五常大米勾兑事件同样迅速发酵，12月9日，在上海真新粮油批发市场，经销商曹老板叹着气对前去走访的五常市维权人员说，“去年4.6元/斤的五常大米，卖到后面都需要预定，今年十一二月，五常大米最旺销的时候，就算卖4.1元/斤，都卖不出去。客户就说五常大米不好，是勾兑的，买回去蒸了吃也没有以前香。”

听到这样的说法，何广铭倒也没有太惊讶。出发维权之前的11月18日至11月24日，维权小组一行在五常市当地做了一周调研，市场反应的情况，同样是今年五常大米没有以前香。何广铭甚至自己在市场上买了6户人家的五常大米，自己在家挨个儿煮，让他觉得尴尬的是：今年五常大米确实没有以前香。“我是吃着五常大米长大的，一般厨房煮饭，厅里就能闻到香味。但是今年，基本要走到厨房，才能闻到。”

如果在往年，香味差一点，也许消费者并不会太注意。但是今年，因为消费者信任危机在先，接着又发现今年的五常大米确实没有以前香，下意识就容易让人怀疑：五常大米确实有问题，说不定真的全都是勾兑的。

不过，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五常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牟凤臣看来，今年五常大米不够香，并不是坏事。

对于水稻生长，存在开花、灌浆、结实三个主要阶段。在灌浆期，有效积温越高，水稻长得越快。而所谓有效积温，简单说，就是水稻的感温，它决定水稻生长的速度。比如，外部温度是30摄氏度，有效积温一般是减去12度，即18摄氏度。

五常大米分两个品种。卖得较好也较香的，是稻花香2号。这一品种今年8月10日左右开花，一直到灌浆、结实，主要跨度为8月下旬到9月中旬。根据五常市当地气象局统计，这45天里，今年有效积温与去年同比共高出47.6摄氏度。

“有效积温高，水稻也就长得快，不管是在成熟度、营养饱和度还是产量上，都意味着更大的丰收。”牟凤臣解释道，“但是对于这一品种的香味而言，这45天，也是其香味富集积累的时候，香味属于易挥发物质，成熟得快，积温高，也就散失得越快。”

事实上，牟凤臣称，他自1996年到黑龙江从事水稻研究至今，今年是他所见五常大米收成最好的一年，也是其成熟度和口感等最高的一年。“但与之相对应的，出米后大米的香味确实就散发了很多，成为最不香的一年。这也算是水稻生长充分的一个负面影响。”

粮农的苦恼催生市长“痛下决心”维权

“今年五常稻子真的最好，但是价钱还没以前高。” 五常市志广乡东兴旺村石家屯种粮户王春雷从19岁开始种粮，现在已经10多年了。

按照王春雷的说法，五常稻花香一般到收割的时候，都有点瘪。但是今年稻子长得快，收下来的时候，都圆鼓鼓的。但是11月以后，别说价格上不去，还没有人愿意收。

去年，五常当地水稻收购价1.9-2.0元/斤，今年稻子好了，种植成本全都提高了，还只卖1.8元/斤。就算这样，米业公司还不愿收，说是大家都说五常大米勾兑，没人要。

王春雷们的苦恼接二连三传到五常市代市长宋泽刚耳朵里。“今年这个情况也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宋泽刚向澎湃新闻介绍，按照国家粮食政策，农民的米卖不掉，国家按保护价收购。今年国家保护收购价为1.55元/斤。但是五常大米种植成本就比其他米高得多，就算卖1.8元/斤，也只够勉强保本。

“不能让产业链末端的70万农民兄弟成为勾兑大米的最终受害者。”宋泽刚说。

11月18日，宋泽刚听完工作人员的汇报，紧急决定成立五常大米维权小组，全国打假。宋泽刚亲任组长，组员包括各分管质监、工商、食安办、宣传的副市长。11月20日，维权小组召开首次常务会议，讨论细节，主要议程有两个：一个是敲定目的地；另一个，确定维权内容。

敲定目的地很快达成一致：考虑到此次市场受损程度以及影响，维权目的地选择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加一个区域中心城市沈阳。既有市场代表性，也利于了解真实的产业发展情况。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宋泽刚任命副市长何广铭带队，飞赴四地。

麻烦的是维权内容。

按照澎湃新闻的调查，五常大米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掺其他米勾兑；另一方面是外地米在当地“洗澡”后，假冒五常大米销售。

理论上，维权组通过实地走访，摸清楚市场是否存在勾兑和假冒的情况，再联合当地工商等市场管理部门，该取缔取缔，该走司法途径走司法途径。

“但实际操作肯定要复杂得多。所以我给维权组的要求是：认真取证、依靠法律。”宋泽刚说，“这一次，我们痛下决心”。

取证尴尬：天津查到商贩勾兑设备，但勾兑现象难取证

“你说明明是辽宁大米，在市场的广告牌上，公然写着‘五常御贡’，这不是欺人太甚吗？”一说到此次维权行，何广铭直说“出乎意料的事太多”。

11月25日，五常市副市长何广铭带队，当地工商、质监、公安、五常大米协会、稻米产业商会及米联融商会代表一行飞抵北京，开始此次维权行。

不过，在去北京之前，对于要怎样维权，他们并没有太清晰的想法。“当时就想着，不管怎么样，先去看了再说。”何广铭称。

而在维权组到之前，五常稻米商会驻京商家已事先初步摸底。等工作人员一到，便直奔王四营子和新发地两个批发市场暗访。

“商户一听我们是东北口音，还不让我们看米。我一把拉过来，‘怎么，我看自己家的米还不成啊’？”

就这样，何广铭一行以产地商户的名义在两个市场暗访，摸到的情况是，随便拿个袋子灌米冒充五常大米的有，按照客户需求掺其他米的有，乱标厂家的也有，甚至有产自辽宁的大米，在广告牌上公然写着“五常御贡”。

无独有偶。12月10日，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市场，当维权人员假装为公司采购福利而买米，商贩直接告知：“如果你买来发福利的话，就看你出什么价位。有3元多一斤、也有4元多一斤，一般五六元一斤的米就比较纯了。而且可以自选包装袋，不同的包装，价格也不一样，一般1-2元/个。”

12月11日，在天津市场，维权人员以商家的身份再次暗访市场，被有经验的商户告知，“一般（当地）菜市场里卖的五常大米，基本都掺过其他产地米。因为纯的五常大米成本高，卖得贵，菜场里的消费者对价格都敏感，不掺不行，而且还都是进货的人强烈要求我们掺的。”在当地市场上，维权人员甚至还现场看到掺米用的工具，两个人一个晚上能掺出40吨大米。

“换句话说，五常大米勾兑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直辖市都存在。但是对于这一行为，目前很难执法。”何广铭坦言。

澎湃新闻查阅国家质检总局网站获悉，五常大米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定义为，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保护的范围内，使用五优稻、松粳系列及通过审定的其他符合五常种植条件的优质粳稻品种，采用具有五常特色的一段超早育苗及大棚旱育苗等栽培技术生产的粳稻为原料，经加工而成的大米。

但是，什么样的米可判断为五常大米，如何区分五常大米和其他大米？不管是国家相关部门，还是五常市当地的行业标准，都未对五常大米进行详细认定。

市民正在某食品博览会上品尝黑龙江五常大米

事实上，无法鉴别“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现象在农产品中较为普遍。日前，国家质检总局成立“双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重点地理标志保护粮食及加工品原产地检验鉴定技术研究公益项目，由深圳市质量检测研究院承担，其中一项便是建立五常大米的产地鉴别方法。深州市质量检测研究院食品检测所副所长郑彦婕介绍，课题组任务之一，便是找出五常大米稻花香的原产地特征，并形成实施规范。“现行五常大米标准中，没有特征性的指标。是不是稻花香，当地的种植专家和有经验的稻农可以评经验分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眼看出’仅停留在人为感官上，还没有形成量化标准。”

郑彦婕透露，目前，该课题已接近尾声，当然，正式的实施规范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对于执法人员而言，没有法律规章依据，哪怕明知被侵权了，也无法维权。

维权困境：产地打假经验几乎零

在北京，两次摸底后，维权组找上市场管理方办公室，打算沟通维权。但是意外发生了，经营户和维权组吵了起来，硬说自己卖的是真货，甚至叫上社会人员将维权组一行堵在2楼办公室。“当时最坏的打算，就是从2楼办公室跳下去。”何广铭事后回忆仍心有余悸。

好在事态没有继续恶化。最后，维权组带上律师，将3家涉嫌假冒的经销商告上法庭。

有了这次经历，此前模糊的维权思路也逐渐清晰：维权要从易到难。他们此次告上法庭的3户商贩，就都是从包装上看就存在假冒嫌疑。

“事实上，‘五常大米’商标已经注册了8年，但坦白说，之前因为五常大米根本就没愁卖过，我们也并没有想到要利用‘注册商标’来维权。”何广铭说。

根据五常市大米协会提供的《商标注册证》显示，“五常大米”四个字为法定注册商标（产地证明商标）。注册人为“五常市大米协会”。换句话说，除了五常市大米协会认可的企业或当地农户，任何团体或个人在商品包装上标注“五常大米”四个字，都属违法行为。

在四地市场，维权组一行皆未查到公然冒“五常大米”商标的行为，但是，打着“五常御贡”、“五常特产”、“五常基地”字样的包装各地都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有查包装袋上的生产厂址。如果连厂址都不是在五常的，那假冒的嫌疑就非常大。在北京，我们现场拨通一包装袋上的厂址电话，打过去半天没人接。”何广铭告诉澎湃新闻。

摸索出基本思路，12月1日，维权组一行返回五常市，汇报、休整。12月8日，继续由何广铭带队，出发前往上海。

有了之前在北京的摸索，接下来的行程通畅了很多。这一次，一下飞机，何广铭一行便直奔上海工商局办公室。上海市工商局也热情接待，召集相关处室，以及闸北、杨浦两区工商负责人，双方各抒己见。

“事实证明，沟通真的很重要。”澎湃新闻看到，何广铭和他组员的记事本上，都一条条罗列着上海工商的发言要点。怕忘记了，何广铭还特意在本子上划上红线，表示“非常重要”。

12月9-10日，澎湃新闻随同维权人员暗访上海真新粮油批发市场、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市场以及嫩原综合批发市场。重点还是查找包装有明显侵权嫌疑的商户。

12月11日上午，五常一行将暗访到的7家有侵权嫌疑的商户详细反馈给上海市工商局。12月12日，工商部门执法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对部分粮油批发市场开展集中整顿，共下架涉嫌假冒“五常大米”500余公斤。目前正在对有关违法行为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12月12日当天，维权组通过律师在天津起诉2家侵权商贩。

12月13日，维权组在沈阳起诉2家侵权商家，并向当地食药监局投诉2家。

“这一路走下来，我们发现，地理产地保护产品的维权在现实中几乎无经验可循。”何广铭告诉澎湃新闻，出发之前，他特意搜索过产地保护商标的侵权案例，结果一无所获。上海市相关管理部门也透露，事实上，产地保护产品维权非常难。一来很多产地保护产品，权利人是谁并不清晰，二来即使有权利人，现实中也遭遇举证难等一系列问题。前几年，江苏盱眙到上海维权，曾起诉一家商贩侵权，但最后因为难以取证，最终原告方撤诉。而在市场实践中，即使是管理部门，也曾遭遇“被反咬一口“的情况。

规范难题：定位中高端市场，但哪里都有卖

“这趟维权，走下来，应该说看到市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好。”何广铭告诉澎湃新闻，出发之前，对于五常大米市场到底有多乱，他们并不是太了解。四座城市走访下来，他们发现，上海的市场管理相对做得最规范，而五常大米的勾兑现象，主要发生在中低端市场。

比如，在天津，商户反馈的情况是，当地3.6元/斤以下的五常大米都勾兑过，而且勾兑的重灾地在社区菜场。在五常当地的水稻加工厂，普通五常大米的成本价为2.3元/斤，加上运费、摊位费、管理费等各项支出，外省市一级批发市场至少要卖5-6元/斤以上才够保本。但是，市场的实际情况是，3元/斤以上的大米，在批发市场以及菜市场，基本就卖不动。

五常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五常市共有210万亩水稻田，亩产水稻1100斤，水稻总产量为115.5万吨，按精加工50%的出米率（今年实际触目率要相对更高），今年五常大米产量为57.75万吨，合11.55一斤，全国人均不到1斤。

“这样的产量、质量、成本，对应的就是中高端市场，但是现状是五常大米在各个市场都有卖，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乱象。”

另一方面，何广铭说，此次维权，也让他们更深入地思考，怎样规范五常大米这个行业。

比如，在沈阳，维权组发现，此次五常大米勾兑危机中，因为离五常最近，沈阳受到的影响最大，销量甚至减少了三分之二。“很多企业或者个人，索性就直接到五常订货，直接让从五常发货。”

12月15日，刚结束维权行，何广铭便开始五常当地物流企业的走访。他发现，批发市场的萎缩，还与物流的发达有关系。按照五常当地的报价，百斤以上的大米，每斤1-1.17元的运费，就能送到全国大多城市消费者的家门口。产销对接的情况越来越多。

但是，到12月18日，何广铭统计下来，真正通过电商运出五常的大米，占比不到1%。剩下的大米呢？

“以前，五常大米一直不愁卖，大多米靠团购就能解决。这也使得不管企业还是政府，市场观念并不太强。但是自八项规定之后，团购基本没有了。这就倒逼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对于政府来说，除了打假，如何规范五常大米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何广铭说道。

据悉，按照五常市政府目前的思路，在外省市维权结束后，当地将加强五常大米的行业规范。比如规范“五常大米”商标使用的授权，不是本土企业不允许使用“五常大米”商标，加强产销对接、产销互动等。此前，政府还考虑过整合中小农户，包括引进央企，都以失败告终。“说不定，这一次危机，也会成为我们整合的契机。”何广铭说。

不过，这样的规范也并非一劳永逸。一不愿具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这样的规范有比较浓重的地方保护色彩，就像阳澄湖大闸蟹，其规范模式也是政府通过协会聚拢旗下蟹企。最开始的时候，也基本只有本地企业才能入会，但随着大闸蟹这一行业的逐渐发展，阳澄湖也出现诸如不同产地协会打架，甚至最终失控的行为。“五常大米想通过授权来规范市场，就只能通过协会来做，但实际上，哪怕是带着政府背景的协会，也难有号召区域内所有企业的能力。”该人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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